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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变”平息后,蒋公掉头继续去剿他的匪;但是黄郛那边儿可急的已经快火上房了。
自从北平会谈后,黄郛便度日如年;关东军那边儿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这就是冈村提出的关内外要“通车”、“通邮”的事儿。
闽变之前,黄郛就给蒋公和老汪发来电报汇报过这事儿;当时福建异动,蒋、汪正集中精力处理,因此给黄郛的答复,就是先尽量拖着。
现在福建的事儿了了;华北的事儿也拖不下去了。
但是关东军提出的“通车、通邮”等这几通,让蒋公和老汪十分头大—--
看看大陆和台湾因为“三通”谈了多长时间,就知道这所谓‘几通’可绝非‘几通’那么单纯;背后传达出来的政治信号太敏感了。
这种事,当家的蒋、汪自然是希望拖着不办;可是身在北平的黄郛却没有办法拖了。
此时关东军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甚至摆出了再次对华北用兵的架势。
黄郛十分为难,亲自跑了趟南方,去面见自己的老弟,怎么着也得要个准话儿。
蒋公自从敉平“闽变”,便开始专心用兵围剿苏区;黄郛上门,蒋公便把老汪也喊来,一起开会讨论。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这事儿黄郛看着办吧(“酌情办理”)。
等黄郛前脚儿返回北平,日本人后脚儿就上门了;要求通车谈判。
黄郛仔细斟酌了一下,觉得如果日本人一要求就开谈,怕小鬼子又要得寸进尺;但又不能太迟,把这帮孙子耐心磨没了,指不定又要动兵了。因此黄郛决定,还是再拖几天,看看再说。
这一天是1934年4月13日;黄郛把自己的决定电告蒋公和老汪。
蒋公沉的住气;但老汪心虚了,4月17日,老汪给黄郛回电,(通车谈判)“从速进行,恐愈久愈糟。”
老汪是行政院长,有权给黄郛下令;后者只得先让殷同和日本人周旋着,免得日本人急眼了,再把更为棘手的通邮问题一道提出来。
殷同此人能力非常强,不论是谈判桌上的斡旋,还是抓实业干实体;都干的相当不错。可惜全面抗战爆发后,此人成了伪政权的一员。
经殷同这么一搅和,居然帮黄郛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
1934年5月14日,日本关东军参谋后宫淳、驻北平武官柴山兼四郎、伪“满洲国”铁路总局局长宇佐美宽尔和殷同在山海关举行会谈,商定通车的具体方案。
经过谈判,决定由中日双方共同组成东亚通运公司,资金 100 万元,双方各半。总经理、副经理交替选派,利润及损失亦由双方分担,列车乘员在山海关相互交换,每日由北平、奉天对开一列火车。
这事如果从经济角度看,中方其实没吃亏;但如果上升到政治层面,那影响可就不是一般的坏了。
消息一经披露,国内各界一片骂声;吐沫星子铺天盖地晬将过来。
这回,黄郛倒没什么,兹当是洗脸了;可后面的蒋公招架不住了;后者电告黄郛,这事儿再缓缓。
黄郛一听就懵了,再缓缓?日本人既不傻也不呆,这会儿你说再往后推,这帮孙子也得干啊。
话虽这样说,但蒋公确实是碰到难处了—--
就在殷同和关东军周旋北宁线通车事宜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分别在4月17日和4月20日连续发表了两次声明;史称《天羽声明》。
按蒋公的性格来说,绝不至于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地了;但这次,蝲蝲蛄叫的有点儿邪乎了。
先看天羽这厮第一次说了点儿啥—--
(1)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
(2)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
(3)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
(4)西方各国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天羽这鬼子是有所指的。
事儿还得往前倒几句—--
其实“9?18”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开始秘密在做全面抗战的准备。战争就是打国力,如果硬拼国力,当时的中国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
但是国府从北洋政府手里接过来的是个标准的烂摊子,支撑战争的工业、制造业、交通、金融等国家命脉现代化的程度非常低。
可是日本人磨刀的声音越来越大,国府只能和时间赛跑,尽快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拟定全国国防的具体方案,据此筹划资源落地执行。
从1932年底开始,这个委员会便派出调查组,分门别类对中国煤炭、石油、矿产资源、化工等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调查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为将来和日本开战时做战时体制的预案。
但是即使有这些资源,如果想将其转化为战斗力,中间还要有很多道程序才行;然而,仅凭中国现有科技、工业水平想要转化,还是很困难的(更别说边上还有个恶邻在虎视眈眈,有事没事儿的就过来找茬打架。)。
既然自己不行,那就只能找外援了。因此国民政府一边竭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一边开始艰难的寻找外援。
这会儿国际上的列强们自己家里也是一摊子烂事儿(经济危机已现端倪),除非迫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往身上揽责任。
但是在孔祥熙、宋子文、蒋百里等人努力下,中国还是从西方各国处弄到了些东西;比如德国的军火,美国的贷款。还有国联,别看它无力对日本进行制裁,但经过顾维钧等外交官们不懈的努力,国联已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准备对中国在卫生、教育、农业、水利等领域进行技术援助。
这一切的一切,小鬼子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中国这是打算练块儿啊!尤其是当日本外相广田得知国联准备了一个为期10年的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计划后,更是怒火中烧。
可是广田此时也只能是干着急了—--
因为在1933年2月25日,日本退出国联了。
现在人家一个愿帮忙,一个愿意接受,两厢情愿的事;日本又不是国联成员,中国和国联的互动碍你哪儿疼?
可日本就是觉着碍着它了;因此想尽一切办法,企图破坏西方国家援华。
想来想去,还真让广田想出一招儿—--
恐吓!
在这货授意下,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上文那篇著名的“天羽声明”。
在声明中,小日本很雷人的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停止对中国的援助,否则日本“不得不”反对。因为这样做,会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
那么,东亚的和平和秩序该由谁来维护呢?日本人腆着大脸告诉大家:私たち
不用说,这份儿声明一出笼,立即在西方国家中引来一片哗然;这是人话吗?
那会儿国际政治通行的“潜规则”唤作门户开放,你这意思是要吃独食吗?
天羽声明发出后,欧美各国立即给点了差评—--
近卫文磨出访美国,被质疑:是不是以后我们找中国人喝茶聊天,也得经过你们日本批准?
近卫赶紧陪着笑脸儿解释,不是不是!这哪儿的话,您自便自便,嘿嘿嘿!
场面别提多尴尬了。
消息传回日本,广田一看天羽的声明非但没吓住谁,反而被别人挤兑够呛;知道自己玩儿火玩儿大发了;赶紧又让天羽发了回“声明”—--
日本并不妨碍第三国利益,并且也希望欧美各国多与中国通商并促进中国繁荣,而中国的繁荣是日本所欢迎的,日本的中国政策仍然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准则。
总算把列强质疑对付过去了。
但经此一事,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也就清楚的摆在国人面前;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与日本交涉的项目都变得异常敏感;作为一国军政首脑,蒋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此时被政敌抓住把柄。
于是,当黄郛和日本人谈完通车事宜,需要中央批准的时候,蒋公很不义气的装起了糊涂;而且对谈判结果亦表示不愿“认可”。
黄郛被蒋公这一手搞的既愤怒又郁闷。
黄郛认为现在国难当头,无论成败利钝,大家都要负点责任;“目前情势至此,困心衡虑,至感不易。若再延误,必生其他枝节。”
既然蒋公不肯担责任,黄郛便要求中央开会讨论,不管怎样,总得有个一致的说法儿,好给日本人个回话儿。
1934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经过激烈辩论,终于通过了通车案。
但蒋公在会后密电黄郛,要求将实际通车时间延至 8 月底。
黄郛欲哭无泪,2个多月,日本人怎么可能答应。
没办法,黄郛只好让殷同绞尽脑汁在谈判细节,遣词造句上下功夫,能拖一时算一时吧。
但是,日本人很快就察觉了。本来谈好的事,黄郛、殷同忽然开始闪烁其词,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这不是在消遣“皇军”吗—--
给句痛快话,你们到底做的了主不?做的了,爽爽快快的签字,做不了,那你们也别耽误时间;谁说了算,我们找谁。
前面是日本人逼,后面蒋公不答应;黄郛左右为难;谈也不是,不谈也不是。
左思右想,黄郛决定再去找蒋公一次,当面汇报北平的情况。
两人一见面,就吵起来了。
按黄郛的想法,日本人咄咄逼人,而且关东军又摆出进军华北的态势;如果不让些步,华北刚恢复的元气,恐怕又要再遭劫难。
可蒋公不以为然,黄郛吐沫星子都说干了,蒋公就是不松口。
黄郛彻底没辙了,于是干脆撂挑子不干了,向蒋公提出辞职;这空手套白狼的买卖,您另择高明吧。
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三更,估计蒋公当时也很郁闷,黄郛一提辞职,蒋公当即就答应了;你实在不想干就不干吧。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出现,蒋公此言一出,黄郛如蒙大赦,1年多的憋屈总算到头了;回家立刻把这好消息告诉了他媳妇儿沈亦云。
黄夫人也很高兴,终于不用再北上去受这种活罪了。
不过,他们也就高兴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大早,蒋公亲自登门,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哥,您啥时候回北平?
黄郛两口子顿时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其实昨晚哥儿俩吵翻,黄郛前脚刚走,蒋公立刻就后悔了—--
那句同意黄郛辞职的话完全是意气用事;现在剿共进入关键阶段,华北对日斡旋也松懈不得;可他本人分身乏术,再环顾朝野,实在也找不出能担此大任的人来。
冷静下来想想,黄郛的话还是很有道理;日本人摆明就是要占便宜,可国内还没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小不忍则乱大谋。
两害相权取其轻,蒋公同意了黄郛的意见。
因此蒋公特意起了个大早,来到黄郛下榻处;希望劝说黄郛继续回北平主持工作。
可是黄郛实在是心力憔悴,再加上空欢喜一场;就是不答应;反正你已经批准我辞职了。
见此情景,蒋公急了。
在国民党高层,蒋公口才其实挺不咋地的;否则也不会在历次骂战中屡屡败于老汪嘴下。但这会儿再不会说也得说了,蒋公专拣好听的劝说黄郛。
可几个来回下来,蒋公说的满脑门子汗,但黄郛如老僧入定一般,始终不开金口。
双方对坐,冷场了。
在一边儿陪坐的黄夫人沈亦云忍不住发飙了:你既然已经答应膺白不去北平了,为什么出尔反尔?
蒋公很尴尬,陪着笑:膺白北上,是为党国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不说负责还好,一提这茬儿,沈亦云气就不打一处来: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为什么只让膺白一人独担?!
蒋公自知理亏,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沉默了一会儿,蒋公使出杀手锏,他对黄郛说: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
这句话击中了黄郛的要害。
黄郛拦住了夫人的话头儿;也罢,话既如此,不必多言了;我去。
1934年6 月 28 日,在黄郛主持下,北宁铁路管理局正式公布了平沈通车办法。
6 月 29 日,由上海商业银行出面开办的中国旅行社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资设立的东方旅行社在山海关成立。
7 月 1 日,由北平开出的第一趟列车驶往奉天。
此举引起舆论一片沸腾;国内外均认为这是继塘沽停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做出的又一次重大的妥协和让步。
当天,这趟列车在天津茶淀站发生爆炸,当场死伤十余人,实际未能到达沈阳。
不管怎样,通车总是通成了。
但对于黄郛来说,麻烦事儿还在后面—--
因为尝到甜头的关东军又来了,这次他们的要求是通邮。
可能咱小老百姓觉得,车都通了;来回写封信,应该不差啥吧。
千万别小看通邮这件事,这可比通车要复杂多了。
用教科书的官方语言,邮政在一国之内有着不容置疑的政治地位。
要说清楚这事儿,话还得往回倒几句—--
在天朝,从先秦到大清,您猜邮政归哪儿管?
邮政有个非常高大上的管理部门——中央六部之一的兵部!该部门放在今天,那就是国防部;足可见其要害程度。
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暮年的大清被轰开了国门;等《南京条约》签字后,英国最先在新开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开办了“领事代办邮政所”,直属英国邮政总局;专门办理在华邮政业务。
从此后,法、德、俄等国也有学有样,在大清境内开办了自有的邮政体系;大清无力制止,无奈的将之称为“客邮”。
等辛亥革命后,大清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成立。北京政府在1914年加入万国邮政联盟;1922年,在裁减军备的太平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政府提出的撤消“客邮”议案,要求“客邮”必须在1923年元月1日之前停办在华邮政业务。1922年12月,英、美、法、俄、德等在华邮局全部停办、关闭;但只有日本死皮赖脸的拒绝了这个议案。
接下来几年,中国大地上各路军阀你来我往,北洋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威日衰;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定都南京。但是,没等国府着手整理这摊子烂事儿,又是一轮新的厮杀开始了,蒋冯战争、蒋桂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宁粤对峙;再后来先是“9?18”,东北沦陷;接着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了“1?28”;伪“满洲国”成立;国民政府应接不暇。
因此直到1932年7月23日,国民政府才宣布声明,停办东北邮务(国府要求各国不要经东北邮路寄送邮件,但各国谁也没照此办理;因此国府规定凡关外邮件寄送关内,均作欠资处理。)。
当然,这个声明也是国府不承认“伪满”政策的一部分(国府外交官通过不懈努力,国联和各国都不承认这个莫名其妙的“满洲国”。中间萨尔瓦多承认了一下,二战爆发后,萨国很识趣的站在了盟国一方。只有卑鄙的苏联,在中国全面抗战期间,承认了“伪满”。);而且经过顾维钧等人公关,万国邮联同样拒绝接受“伪满”成为万国邮政联盟会员,不承认“伪满”所发行的邮票;不正式记载“伪满”货币的邮资;不承认“伪满”代表所签署的相关文件。
关东军费尽心机搞出来的这么个“国家”,当然是希望能被国际社会承认;可是在中国外交官们努力下,日本人的希望屡屡落空。
可以想见,日本人会有多恼火。
既然直接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路走不通,日本人打起了“伪满”事实存在的主意—--
你承认不承认,“我”就在这里。
1934 年 3 月 1 日,“伪满”对外宣布实行“帝制”。
1934 年 3 月 19 日,“伪满”在长城各口树立“满洲国界碑”。
同时,关东军要求和国民政府进行“几通”谈判;并且第一步通车谈成了。
关东军的门槛很精:通车只是试水;先在华北和“伪满”之间撬开个缝隙;然后把这个缝儿越撬越大,再把通邮、通航、通商等等要求提出来,最终打破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说到底,通车是华北和东北之间,可后面“几通”往小了说,覆盖全中国,往大了说,就是要跟国际接轨了。)。
久历宦海的黄郛自然清楚其中的利害。
现在日本人找上门,回避肯定是不可能了。
怎么办呢?
还是先使“拖”字诀吧。
1934年7月23日,黄郛又把殷同打发出来,和冈村宁次、喜多诚一等在大连举行会议。
连着谈了两天,双方立场差距太大;没谈成。
但是殷同回来跟黄郛汇报;情况很不乐观。赶紧想办法吧;关东军这次看来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
形势紧张起来,可黄郛实际上并没有看着办(“酌情办理”)的权力。
因此8月10日,黄郛再次来到庐山牯岭,找蒋公商讨对策。
此时,蒋公剿共正处于收官阶段,中央军百万大军已经红军压缩至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灭此朝食,指日可待。
黄郛把情况一说,蒋公直皱眉头;眼下拖字诀看来不灵光了。
蒋公把老汪喊来,最后研究决定,由外交部派员去华北进行通邮谈判。
外交部选来选去,最后圈定了高宗武。
在高宗武所著《日本真相》一书中,他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我有一位朋友郭心崧君〔1〕来看我,他说:‘他们在庐山会议决定,通邮的问题是不能再拖下去了,大家的意思,要请你去主持。这本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国家的事总要有人去干的,大家以为你最相适应,所以今天特来征求你的同意,切莫推辞。’”
这一年,高宗武还不到30岁,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
友人转告上面的决定,要他主持谈判,小高同志开始很犹豫—--
“我当时对日本的事情虽然相当注意,但对于实际上的与日本交涉,可谓是一年级的学生,一点经验也没有,关于邮政的事务,更是一点也不懂,同时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若去干,或者因此送命,也未可知,所以十分犹豫,请他另请高明。郭说:‘这是他们在庐山会议秘密决定的,你若不愿意的话,你最好向他们去说。至于邮政事务不懂,并不成问题,邮政局的事务人员你尽可调用好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要你去办技术事务的。’我答应考虑几天再回答他。后来我和许多朋友及前辈商量,大家都主张我去干,他们说吃力的事也必须去尝试一下。我接受了朋友们的意见。”
9月24日,高宗武由南京秘密赴北平。
9月2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正式举行通邮谈判。
一上来,双方就谈僵了。
临行前,高宗武接到的指令有两点:一是坚决不承认“伪满”;二是通邮之外的事项,不在讨论之列。
可日本代表(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仪我,驻北平副武官柴山,另外是“满洲国”的邮政司长藤原三人。)却想夹私货,拿出的方案有3个,分别是“通航方案”和“通电方案”、“通邮方案”。而且封面都写着“满洲帝国”和中华民国什么什么的方案。
高宗武看完之后,把方案退给日本人—--
咱先说清楚,这次谈,我的职权只在通邮,其他的无权。即使要谈,也是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只讨论通邮的技术问题。而且就算双方意见一致,最后结论也不签字,不调印,以备忘录方式彼此备案。
日方代表大发雷霆—--
本来我们没刻意强调“满洲国”,你非要写明白不承认“满洲国”,这是日本不能接受的;而且谈完了不签字,你们要是耍赖怎么办?(日本人好耍赖,所以时时刻刻担心别人跟他们一样。)
高宗武不为所动,我就是来谈通邮的;其他的,你找别人谈。
后来又谈了几天,日本人连蒙带唬,高宗武车轱辘话,只谈通邮,其他免谈;所以谈判就僵在这儿了。
看看谈不下去,双方代表不约而同的打出要请示领导的牌,第一次会谈结束。
等第二次会谈重开时,日本人改变策略了;没在大面儿上强调“伪满”;而是转在细节上做文章。
比如,既然是通邮,就要有邮票、邮戳;那邮票的国名标记、戳的记年方法、邮资的币值和计算等等。还有,既然要通邮,谁来通?怎么通?
日方要求用印有“满洲国”字样的邮票,作为通信之用;中方坚决反对。
中方要求在山海关设立邮电转递局,以商用性质来代替中国邮局直接与“满洲国”邮局来往;但日方坚决反对。
双方第二次谈判就这样又“僵”了下来。
而且一“僵”就是近两个月。
日本人当然不是傻瓜,他们可不会让你一直这样“僵”下去,看看在谈判桌上实在达不到目的,干脆直接耍无赖了。
据高宗武在《日本真相》中写道:
“我们在北京饭店开会,日方代表完全变更其前缓和的口调,作出一副可怕的样子,对我说:‘我们谈判至今已两个月,所以今天的会议只有Yes或No,用不着再讨论,再讨论一百年也无用。’说毕请我答复。我用很温和的口调解释我方的立场后,答说“No”字,彼此遂起立握手而别,表示谈判完全决裂。”
谈判破裂,幕后的黄郛始料未及。
之前高宗武硬是把谈判拖了两个月;黄郛还是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但没想到,这小伙子最后却把谈判给谈崩了。
高宗武一出谈判会场,黄郛便赶紧派人把他喊来;不客气的训了高宗武一顿:年轻气盛,万一中日关系变坏了,谁负责任?!
高宗武脖子一梗,你不用担心,谈崩就谈崩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况且,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中日关系也不会马上就好;这个问题弄砸了,中日关系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黄郛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正好这几天蒋公到北平协和医院体检,黄郛便希望蒋公出面劝劝高宗武。
10月30日,蒋公召见了高宗武和余祥麟(谈判的副代表);询问了通邮谈判情形,不过并没有劝。
高、余走后,蒋公又把黄郛叫到医院,两人关门密谈了良久。
其实从蒋公对高宗武的态度上,能发现很耐人寻味的一点,那就是矛盾。蒋公何尝不知道日本人擅长随时翻脸的把戏,从华北形势的大局上说,此时说NO真不是明智之举;可是又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态度很恼火。因此,才会对高宗武不温不火;不批评不鼓励。
可是黄郛一番话,又让蒋公回到了现实—--
黄郛说,现在这种互不接触的局面,其实对咱们很不利的(“久僵终非至计”);咱不跟日本人谈,其实日本人该干嘛还干嘛;这不,这段时间,天津驻屯军搞了好几次军事演习,这就是给咱们看的。
咱现在实力不够,所以咱比日本人更需要时间准备;多拖一天,国家就可以多一分国力;眼下任由双方不接触,以后怎么办?;况且这件事也不可能就这样一直拖下去,终究是回避不了的。咱们现在只有保持对话,不断周旋,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第一今后之影响如何?第二是否能从此永远回避通邮?……现在形势日紧一日,敢请切实……谋一打开之道……尤信於大局必有裨益”)。
道理其实蒋公比谁都明白,只是面对日本人步步紧逼;蒋公咽不下这口气;现在黄郛一席话把问题的根本挑明了,面子和现实之间,只能选一样,您看着办吧。
有实力才会有面子,现在没实力,那就只有让步了。
11 月 23 日,双方重开谈判。这次不光有高宗武,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也奉命赶到北平,督导谈判过程。
在日方压力下,会议气氛极为紧张。高宗武频频用电话向唐有壬请示商讨。
最后以中方被迫接受日方所提方案大纲而告终。
12 月 8 日,双方再次会商具体实施事项,12月14 日,正式达成“谅解”;在“不为成文规定”的原则下,双方代表均未签字。
这项谅解规定是—--
通邮由双方邮政机关实行,在山海关,古北口设立转递机关;不使用“伪满”邮票而使用特种另制邮票,票面上不印“满洲国”或“满洲”字样;邮戳、地名用规定欧文;各种文书尽量使用公历;邮资由双方自定。
通邮实施期为1935年1月7日,包裹、汇兑为2月 1 日;
1935年1月10日,关内外实行通邮。2月5日,关内外的电信联系恢复,6 月 1 日又恢复了电话联络。
至此,通车通邮事件全部结束。
从表面上看,关东军通过他们武力威逼,在通车通邮谈判中夹了不少私货,希望国际上能在事实上认定“满洲国”存在。但是这帮货失望了,火车通了,信也可以寄了,然而不独中国,国际上的反应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对莫名其妙的“伪满”还是不予承认。
因此,不甘心的日本人在通邮谈判一结束,就开始嚷嚷着要继续谈通航和通商的事儿了。而且,私下里开始策划倒黄。
坦率的说,黄郛之所以能够北上主持华北政务,某种程度上还得“感谢”日本人。
就在关东军猛攻南天门的时候;黄郛开始在上海和根本博秘密接触,准备和谈。
根本博当时的头衔是日本公使馆驻沪代办、武官辅佐官;换句话说,在它上面还有个公使;这公使的名字唤作有吉明。
这个有吉明在对华态度上,是属于“温和派”,主张小火慢炖,一点点儿的蚕食;具体到热河-长城战役,有吉明觉得,关东军应该见好就收,先把抢到手的消化了再说。
因此,当根本博传来黄郛准备和谈的消息后,有吉明认为,可以谈,并且将这一消息传回国内,上报内阁。
等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任命,黄郛为北平政整会委员长后,有吉明找了个机会和黄郛见了一面。
双方互相摸了摸底,黄郛对有吉明表达了一旦北上主持政务,会跟日本‘有话好好说’的态度。
有吉明很高兴,有这个态度就好办。
因此见面之后,有吉明便写了个报告给国内,建议日本政府对黄郛予以支持,至少别责难。
在报告中,有吉明用了不少好词儿,尤其是对黄郛的身份,不是国民党党员,但却跟国府大佬们关系密切这一点尤其浓墨重彩,认为黄郛是个中立派;假以时日,一定能为我所用。
别看有吉明只是个公使,路子还挺野;这份报告送上去,日本内阁居然真的发声,不反对黄郛主持华北政务。
等黄郛暂时稳住日本政府外务省这条线,到达北平直面关东军后;他开始琢磨怎么能让关东军拿出个缓和态度。
就在傅作义跟牛栏山那儿指挥59军和弘前师团死磕的时候,黄郛派出密使直奔长春,找到了关东军司令部;这位密使,就是前文一再提及的殷同。
殷同向关东军转达了黄郛“有话好好说”的态度;并且告诉对方,华北由黄郛主持,肯定不会有敌视关东军的行为。
热河战役打响前,武藤对板垣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后者能在华北再接再厉,再搞出一个傀儡政权来,可是板垣水平太次,钱糟蹋了不少,可一个有点儿名望的也没拉出来;更别说搞出个跟南京政府对立的傀儡政府;武藤一度非常恼火。
此时,参谋本部已经传来了天皇裕仁的“关切”和与中方停战谈判的命令,武藤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抗命;只能臭骂八嘎的板垣,耽误了老子的时间。
就这么个功夫,殷同来了;带来了黄郛希望谈和并主持华北政务的信息。
殷同把脉把的非常准,除了上述两条,殷同还把黄郛的背景告诉了关东军—--
留学日本,无党派人士,但和国民政府军政首脑关系匪浅。
这句话的潜台词不言而喻,黄郛是“亲日”的,北平政整会虽说是中央委任,但里面别有乾坤;而且还能得到南京方面的支持。
武藤听完,不由得心花怒放;黄郛和他的政整会就是那个代言人嘛!
武藤当即拍板儿,扶持黄郛和他的政整会上位。
但是,一年多下来,关东军发现,他们判断错了。
黄郛既不亲日,也不亲满;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向着国民政府的,根本看不出对日本有何“友好”之处。
一句话,在黄郛主持下,华北政局趋向平稳,经济恢复元气,人心已经越来越向着“中央”了。
这可不是关东军愿意看到的;但一时却拿黄郛没辙。
等到通邮谈判结束,关东军本着占不着便宜就是吃亏的缺德逻辑,决定一定得把黄郛这只“拦路虎”搞掉。
然而,不用他们动手,黄郛自己走了;而且走的还很悲凉—--
1935年,春暖花开之时,黄郛辞去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一职。一来,黄郛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二来,自己人也视他为眼中钉了。
第一点好理解,想想膺白先生去职后仅一年多,便因肝癌病逝于上海;可想而知,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乐观了。
而第二点,这会儿华北内部已经产生出新的裂痕。
其实早在《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不久,华北群雄就开始闹家务了;有几个事儿上特别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事儿,北平公安局长人选。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蒋公任命黄郛主持华北政务时,许诺黄郛可以推荐两个职位,一个是北平市长,另一个是北宁路局局长。
后者大家都知道,北宁路局局长是殷同;前者黄郛推荐了袁良。
后来黄郛又建议中央将北平公安局局长鲍毓麟调到北平军分会任委员,把青岛公安局局长余晋龢调到北平当局长。
这件事,捅马蜂窝了。
南京政府任命书下达后,遭到了东北军将领们群起反对。
北平军分会中很多委员是东北军将领,他们集体向何应钦施压,理由是华北关系复杂,鲍毓麟在北平深得人心,如果换一个生面孔,必将引起纠纷。
何应钦被烦的没办法了,便建议由军分会三处处长黄师岳和鲍毓麟对调,但南京政府没有采纳,还是坚持由余晋龢继任。但再次遭到东北军将领的一致反对。
官司打到蒋公案头,蒋公也烦的不行,便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余、鲍二人谁都不认命,调蒋孝先代理北平公安局长一职。
有兄弟可能会问,一个公安局长,何至于引起东北军的强烈反弹?
原因其实很简单,看看鲍毓麟的履历—--
这位老鲍的爹,老老鲍,唤作鲍贵卿,此人是老帅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老鲍本人是东北讲武堂一期步兵科毕业。
说白了,人家老鲍就是东北军的人;屁股底下这把椅子是东北军的肉;谁也动不得。
第二个事儿,裁军。
从热河战役开始,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好几十万,居然砍不过8万敌军(关东军加伪军);养你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用呢?而且大战之后,华北的经济一塌糊涂,还要赈济灾民,也真养不起这么多部队。
黄郛提出,要裁撤部队,以缓解华北财政压力。
当时中央军83师已经南调,2师和25师也另有任务;晋绥军傅作义部也回了绥远。平津一带就剩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宋哲元、庞炳勋等人);黄郛此议一出,弄得众人怨声载道。
老宋说,要裁兵,可以,看战绩,谁的战绩差,裁谁。
东北军也不干了,我们打的是怂,但没功劳还有苦劳呢,凭什么裁我们。
底下众将对黄郛的提议阳奉阴违,弄得这事儿后来不了了之。
第三个事儿,接收。
政整会成立之初,黄郛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接收被日军占领的冀东战区,因此在政整会下面,黄郛成立了一个机构,唤作“战区接收委员会”,专项负责此事。不过因为战区主要是在河北,因此这个机构由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居指导地位”。
经过谈判,先前沦陷的冀东19县关东军逐渐把行政权还给政整会,并且把盘踞在此的伪军李际春部选择一部,改为保安队。
靠这些伪军能保什么安?万一再次反水了咋办?
因此黄郛就跟于学忠商量,一是冀东19县的县长和公安局长一定要选可靠的人;另外,就是把于学忠手下的东北军一部也改成保安队,进入该地区。
但在这两件事上,于学忠都是敷衍了事。
前一件事,于学忠本着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原则,基本上是原任复任了事;而后一件事,于学忠认为,要组织保安队,要么抽调别人部队改编,要么政整会另外出钱招募;反正他的东北军不能动。这事儿一直拖了很久。
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闽变期间;陈铭枢等人在福建扯起反旗,刺激了华北各路诸侯;有人甚至向黄郛进言:要不,咱也独立吧;您给咱大家伙儿当“盟主”。
黄郛听完哭笑不得,这特么什么时候了,还惦记这事儿—--
关东军可就在边儿上趴着,你们这么做,不正中别人的下怀吗?人家巴不得你们自己乱成一团呢。
黄郛当时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外有强敌,内不团结。
用夫人沈亦云的话说:“政整会和其前后的机构不同处是主持人由中央而来,不是当地有力的军人。……前前后后华北负责人中,膺白是最无实力,毫无实力的一个。”因此,黄郛只有绞尽脑汁,安抚内部,使大家暂时坐在一起,共同对敌。
两年下来,黄郛已是精疲力竭,伤透了脑筋。
等通邮谈判结束,华北局势至少表面上看,已经趋于稳定;日本人的压力渐缓(外交的压力有国民政府和政整会顶着;地方势力在意的是日本的军事压力。)。
可是,外部压力稍有缓解,华北的诸侯们开始有意无意的“驱黄”了—--
原因其实也简单,在地方势力看来,日本人是敌人;可黄郛身后的国民政府也是敌人。
而且黄郛认为,通邮谈判之后,华北的局势已初步稳定,自己和政整会的使命也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因此,黄郛称病南下。
黄郛回到南方后,蒋公、老汪,以及华北的何应钦等人都几次来电,催其北返,以便重新主持华北政局;但黄郛告诉他们,自己能做的差不多都做完了(“地方交涉已十完八九”),而且政整会现在地位已然有点儿尴尬了,最好由中央接过对日交涉这一棒;千万要注意别给日本人找到借口。
1935年春,黄郛托病回到莫干山。
此后,日本强逼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河北及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及中央军退出华北。黄郛闻讯,异常焦虑,为此,他强拖病体,再度到南京,向蒋公进言。
而面对日本在华北的进逼,很多人又想起了黄郛。有人向蒋公提议,赶快委派黄北上,并说:“膺白先生之在华北有数利:一、华北外交非有赤胆忠心者任之不可,黄在华北即华北有一精忠报国之政治领袖;二、黄为东瀛人士所尊敬,坐镇彼方之时,虽有枝节之问题,尚不敢有过分之要求;三、黄在华北可以笼络政客,震慑汉奸。”
蒋公对此又何尝不知?如果有黄郛坐镇平津,日本人怎么敢这样放肆?可惜黄郛已经病入膏肓,再也无力北上了。大概此时日本人看到了这一点,利用黄郛无法北上的机会,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兵不血刃地将华北控制在自己手中。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一手导演下,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初,黄郛再度扶病到南京,与蒋公会晤,商讨对付华北危机的方针大计。他向蒋介石强调:一方面继续与日交涉,另一方面加速对日作战准备。
1936年8月,黄郛住进了上海宏思医院。l2月6日,黄郛因肝癌病逝,时年57岁。临终前,他给蒋公发去遗电:“吾弟始终以相忍为治之心,委曲求全,以政治贯彻初衷”,嘱咐蒋公继续坚持“相忍为治”的国策,加速备战。
膺白先生走了,接手华北的就成了何应钦。
黄郛临走的时候,说千万要注意别给日本人找到借口;但还是出事了,而且一出就是两起。